《农民》：家族的终极对决

     8/10.     莎拉通过梦境空间表达对家庭爱的渴望：从法国归来的莎拉困在车站，大量堆积的行李象征甩不掉离婚的精神重负，她在电话亭里幻想开车追杀丈夫也撞死了女儿，频繁陷入幻想试图赢回丈夫和女儿的爱，泳池边不惜用荒唐的举动甚至跳下泳池博得关注，但生活中唯有玩保龄球时晕倒的艳遇能抚慰一丝激情；哈蒙的问题在于内心世界不断在寻花问柳、游移不定，因为没有体验儿子出生的喜悦，反而被莎拉质问不负责任，点燃的香烟、包扎过的伤口，独自听唱片在客厅游荡，每个道具元素都交织痛苦与自责的情感；莎拉将鹦鹉、马、狗和鸭子牵回家当礼物，无奈哈蒙不接受这份亲情的馈赠，莎拉再度受打击昏倒，在歌舞剧形式的梦中否定自我，如梦初醒般扔掉精神负重的行李，暴风雨夜用实际行动返回家庭，就此感受到希望的哈蒙将动物牵回室内作为回应：爱是永不停息的激流.     法拉利兄弟（之一）现在能把电影拍成这样，也算是洗尽铅华.     他们最拿手的就是片中这样的轻松、简单，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伙伴在一路上摸爬滚打，从开始回家一直到片尾，又找到了儿时看九十年代好莱坞合家欢电影时感到的暖融融.     虽然有一个迎合时代的黑权主题摆在那儿，想要讲什么、怎么讲能够一望可知，但细部处理，尤其是对话和情节呼应全都简洁精湛.     戏剧冲突多由“态度不好”引发，这既不好写也不好演，剧本和表演都极为出色.     除此之外，电影对语言的敏锐把握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哪些话是过分拿腔拿调的，哪些话是粗俗的，哪些话没有礼貌，哪些话表达善意，再加上故事里对书写能力和语言礼仪的强调，影片具备一种精准和智性.     所有严肃议题全被微微的喜剧效果一带而过，对不公的呐喊处理得十分宽广，爱这部影片，也爱法拉利用故意露出的笨拙所达到的真挚《农民》创作于1897年，属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晚期作品，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