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富在炼狱般的《这就是我》里不是以物理意义上的财产来划分，而是用道德上的美丑来区别。二者的位置刚好与《这就是我》相反：丑陋猥琐的变态杀手盘踞上层，美观体面的中产家庭栖居楼下。作为滋生和孕育恶之果的空间，尸臭与浮蛆皆是自上至下令人无法逃避地扑面而来。人物在阿金这部讲述罪与罚的寓言里是抽象化的符号，影片借着案件试图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源。他认为问题在于现代宗教的神秘面纱最终被幻想落空后的事实揭穿和识破，如醉如痴的无产者意识到“阶级交替”这份协议本身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货币在这个犹如社会的酒吧里要换算成以瓶、杯为单位的酒水。既是“猎人”吸引“猎物”的诱饵，也是“强者”施暴“弱势群体”的终极武器。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被“上帝”救赎，听命道德的“魔鬼”追随“天使”到了深渊，绝大多数人都被那条火舌迷惑和吞没。上映于61年，相当紧贴时代。和新浪潮那些人强调参与和反思的精英视角不同，中平康展现出的是普通中产阶级、尤其是衣食无忧的青年男女在六〇年安保漩涡中的真实状态。樺美智子死的那天他们在豪华的酒店参加同学婚礼（这显然在呼应大岛），《这就是我》的背景声是窗外的国际歌；“安保反对”是流行语式的游戏之辞，与警察的冲突完全是一时兴起率性而为，所谓运动或革命毋宁说是集体狂欢。正如芦川いづみ对政治和对生活本身一样青涩：面对工人的猥亵才萌动些许阶级意识，但转瞬被对爱情的焦虑取代（而引起焦虑的碰巧是另一名叫みちこ的女孩）。影片后半彻底转入对战后日本的隐喻，一边是只有一名男性的大家族，另一边是不断想逃离家庭的懦弱父亲，最后甚至直接让裕次郎与从美国回来的生父掰手腕。种种不言自明，而这一切又是以非常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
以亲密、奇幻和叙事驱动的方式呈现了詹妮弗·洛佩兹在音乐和视觉交织的沉浸式世界中的自我疗愈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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